▲陈达达，“帕米尔的孤独旅行者”
他把自己走过的路，都写在了脸上。
在一家酒店并不宽敞的大堂里，我们谈到了广义的西域，而不仅仅是新疆。这是北京深秋的一个下午，遍地黄金般的落叶。他也算是文旅地产的“前辈”了，住酒店却从不挑剔，或许这也是他多年独行西域养成的习惯。
那些山川由一些陌生的名字保管着。这是他的旅行版图，高海拔，少人烟，还有地缘政治的不可抵达性。即便在今天，该怎么去，恐怕还是一头雾水。在当年，他更是找不到可以打听的人。在没有路标的地方，在高原之上的高原，一个人要把探险、考古、地理考察结合起来，这是怎样一种“个人英雄主义”的极致体验？
西域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狭义上指中国新疆，广义上则包括如今中亚多个国家在内的一个独特的历史地理单元。历史上的那个“西域”，四方来会，八方共处，是世界上最热闹的文化集市，各大文明沟通的巨大平台，人种基因的熔炉。
传说有人曾问历史学家汤因比，如果生命能够重来一次，最希望投生何处？他说，当然是中国古代的西域。而如今，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，“欠发达”的经济发展现状，使它更像一个沉默者，存在感极其微弱。人们难以想象它曾经的辉煌与灿烂。
陈达达，出生于年，以玄奘为一生标榜的旅行家，沿着斯文·赫定曾经的路线，多次孤身深入这广义的西域。多年过去，他收集和研读了无数关于帕米尔高原的论著，自己也编写了几十万字有关帕米尔高原古丝绸之路的论文。年，他把在帕米尔高原今塔吉克斯坦一带的游历与观察，写成《一个人的西域——葱岭·帕米尔寻踪》一书。这是他的“一个人的西域”系列中的一部。
“差不多就四本书，至少六十岁之前全部完成。”
他是一位文旅规划设计师。从体制出来后，他一直在重庆的知名企业担任高管，“时间久了你会发现我身上有‘匪气’，因为在地产、商业项目的工作中需要跟各方面打交道，上至政府部门，下至包工头，你必须要有‘匪气’。尤其是有时候你还得跟那些工人在一块喝酒打牌，在项目建筑工地现场管理，尤其如此。”
某种角度而言，这其实也是一笔财富，一种造化。有人说，在中国，所谓的企业家精神，就是不循规蹈矩，就是破坏规则。我认为，这对他的探险生涯帮助极大。
“我刚好就是从一个探险者的角度去验证前人所走的路。中国人不喜欢探险，比较保守。学校教授们去不了我去了，他们吃不了这个苦我吃了，我反过来非常认真地死抠历史文献，文献好办，我到处找，勤能补拙嘛。”
我们也提到多年间数次深入亚洲腹地的旅行作家、《失落的卫星》作者刘子超。他们之间也是朋友，但两人有很大不同。刘子超对这个世界某个区域私人化的、带有文学性的记录，陈达达则不是。“我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斯文·赫定干过的，斯坦因干过的，我就给你说清楚，我就给你往下弄，就这个样子。”
简单点说，刘子超是作家，陈达达则带有强烈的探险家色彩，所以对于一般读者而言，《一个人的西域》文笔有些粗糙，缺少刘子超的可读性。但他的文章是自己“走”出来的。“我就像一个战地指挥官，要在葱岭哪个地方指挥打仗的话，怎么抄小道，走哪个垭口，那我是滚瓜烂熟。”
陈达达穿行的那些路线，都有着刻骨的历史叙事。帕米尔，一说为波斯语，意为平顶屋，一说是塔吉克语，意为“世界屋脊”。而中国古称其为葱岭，古丝绸之路在此经过。对于多数人而言，这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世界。即便在如今的中亚五国里，葱岭也很特殊，大部分地区是无人区。因此，陈达达也被称为“帕米尔的孤独旅行者”。
用现代生活水准来衡量，“西域”可以说一穷二白。似乎也只有“西域”当得起“荒凉”二字。在这样的地方旅行，苍天大漠落日长风，历史扑面而来，不，是覆盖性地压过来，让人目眩。人们从新世纪的门进去，往往从中世纪的门出来。他只能像鹰一样一言不发。祖先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，似乎在周围四处走动。而手机长久没有信号。“我曾经一个人在苏巴什呆坐一个上午，也不知在那里干嘛。就坐在那里抽烟。因为没有人，就待得住。”
这是属于西域的孤独。孤独也许是另一种力量。当然，这也是西域才能带来的庄严。平日里可以滔滔不绝的他，只能与自己的灵魂对话，也是与先行者对话。
但这不可能是简单的重复。斯文·赫定曾是他打开西域的密钥，但如果拿着斯文·赫定的著作当路书，你就会被翻译的差错搞得晕头转向，很多地名在现实中根本对不上。这更像是一种投奔与穷究。作为一个“非专业的旅行爱好者”，他在历史、地理、考古和文学方面缺少专家级的精度，但他仍努力用自己掌握的现代知识，刻写那些已经消失的历史痕迹，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亚洲腹地中最陌生的邻居。
他的本名陈建中。他的
